「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5」(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5, GBO-5)係由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所主持及發表，該公約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發起簽署，1993年12月生效，在其指導下透過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會同眾多夥伴組織，以及來自政府、非政府組織和科學網絡的個人，為籌備此項工作貢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專業知識，共同合作下所撰寫GBO-5，由加拿大、歐盟、日本以及大英國協提供經費贊助。
GBO-5引用多種資訊來源，而公約締約國家報告是其主要資訊來源。相關評估採用合作關係機構(Biodiversity Indicators Partnership)的生物多樣性指標數據和分析，還大量引用政府間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科學政策平台的評估，特別是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全球評估報告（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整合生態系統評估的後續行動和生物多樣性科學知識國際機制構建成的一個框架。
【背景】
在2010年時候聯合國首次訂定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希望運用「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策略計劃」十年時間引導全球行動的戰略。計劃明確訂定五個戰略目標，並據此制定了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設定了改善驅動因素、壓力、生物多樣性狀況、從中獲取的利益，以及相關政策和政策實施基準的有利條件。藉由「生物多樣性公約」，各國政府得以參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希望作為社會各部門的全球框架，成功與否取決於落實大幅的變革，以及足以影響生物多樣性相關部門和利害關係者的決策和行動。2014年GBO第四版對「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做期中審查，結論是雖然大多數愛知生物多樣性指標都取得了明顯進展，但預期還達不到2020年目標；同時指出每個目標領域中可能採取的行動，這些行動如果得到推進，仍然可望實現「戰略計劃」的目標。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可直接對應在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稱SDG）。例如SDG14（水下生活）和15（陸地生活）明確強調了生物多樣性，但同時也延伸到更廣泛的目標；例如，實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SDG2）和提供乾淨用水（SDG6）的關鍵因素；所有糧食系統都依靠生物多樣性和廣泛的生態系統服務來支持農業生產力，例如通過授粉、害蟲控制和土壤肥沃力；健康的生態系統還為水供應和水品質提供了支持，並防範與水有關的危害和災害。因此，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和永續利用可被視為整個2030年議程的基礎；同理、實現永續發展目標有助於保護和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例如、一些目標著重於生物多樣性的消逝，像是氣候變化（SDG 13）、污染（SDG 6、12和14）和過度開發（SDG 6、12、14和15）；其他著重於無法永續的生產和消費，有效利用自然資源和減少糧食浪費（SDG12）；還有些目標是藉由協助建立必要的機構和人力資本（SDG3、4、16）、強化性別平等（策略目標5）和減少不平等現象（SDG10）做共同解決生物多樣性消逝的基礎條件。雖然「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目標與實現某些永續發展目標之間存在一些折衷的取捨，但透過協調一致的綜合決策可避免或最小化這些必要取捨。
【落實「 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的實際進展】
實現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全球進展是基於一系列指標、研究和評估，以及各國提供關於執行公約的實況報告，尤其是IPBES的報告。各國報告提供了豐富的資訊，說明世界各國在支持保護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以及公平/公正的分享利益所採取的步驟。相關內容為實施「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策略綱領」和實現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方面的成功與挑戰提供了大量資訊。全球範圍內雖然部分實現了六個目標（目標9、11、16、17、19和20），但沒有一個是完全實現。這20個目標包含的60個具體要素，已經實現了7個，38個取得了進展，13個顯示沒有進展或偏離目標，而2個的進度水準未知。該GBO-5報告第二部分以108頁的篇幅，逐項敘述了實現20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中每個目標的進展實況。平均而言，所有國家目標中有34％可望實現、及3％的超標表現；另51％的目標取得正向進展，但進展的速度無法達成目標；只有11％的目標沒有重大進展，而且1％的發展方向錯誤。就範圍和目標水準整體而言，國家指標與愛知生物多樣性指標的一致性很差。只有23％的目標與愛知目標完全一致，所有國家目標中只有十分之一與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相似，並且可望實現。數據顯示在實現與愛知生物多樣性指標1、11、16、17和19有關的國家指標方面取得了最大進展。國家報告所提供的資訊顯示，各國在對實現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承諾與企圖心、以及在實際的落實行動方面都有落差；國家報告中的資訊與全球層級的分析指標基本一致。雖然與支持生物多樣性的政策和因應行動有關的絕大多數指標呈現出正向趨勢，但與生物多樣性消逝的驅動因素、以及與生物多樣性本身的現狀有關的指標，則大多呈現明顯惡化的趨勢。儘管「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在全球範圍內取得的成就有限，但GBO-5記錄了一些重要實例，顯示支持「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策略計劃」目標和指標的行動仍然取得了成功的成果。其中有十個領域在過去十年中取得顯著的進展。

【未來展望：通往2050年生物多樣性願景的途徑】
就目前的發展軌跡而言，生物多樣性及其所提供的服務將繼續惡化，從而危及永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在「原地踏步」(business as usual)的情境下，陸地和海洋用途的變化、過度開發、氣候變化、污染和外來物種入侵的衝擊會越來越大，這種趨勢預計持續到2050年及以後。這些壓力是因為現有非永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人口增長和科技發展所造成的。預計生物多樣性的惡化將影響所有人，但由於土著人民和當地社區依賴生物多樣性以維持生計，所以土著人民和當地社區以及世界上的窮人和弱勢群體受到特別不利的影響。以現有證據推測到2050年的可能情境和途徑，儘管未能實現「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策略計劃」目標，但為時不晚，還是可望減緩、制止並最終扭轉生物多樣性惡化的趨勢；實現這一翻轉所需的行動與「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以及「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所訂定的目標和指標需要完全協調一致，而且實際上這是至關重要的作為。

總而言之，實現「2050年生物多樣性願景」取決於以下領域的一系列行動：
• 需要因地制宜的努力，在各個層面上擴大保育和恢復生物多樣性。需要結合包括：在良好運作的保護區、其他特定區域範圍內有效保育措施，大幅增加對退化棲地的大規模復育，改善農業和城市用地情況，以及內陸各種水體、海岸和海洋的自然條件；
• 為防止氣候衝擊摧毀一切支持生物多樣性的行動，需要努力將氣候變化保持在低於工業化前攝氏2度，更理想是低於1.5度。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恢復可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這種「天然的解決方案」也是適應氣候變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 採取有效措施消除造成生物多樣性消逝的持續壓力，包括：外來物種侵入、污染和對生物多樣性的無法永續利用，尤其是在海洋和內陸水域生態系統中；
• 商品和服務、尤其是食品的生產需要轉型。包括採用能夠滿足全球不斷增長需求的農業方法，同時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並減輕將更多土地轉化為生產用途的壓力；
• 轉型為更健康的飲食方式、減少食物浪費來限制對增加糧食產量的需求，同時限制影響生物多樣性的其他商品和服務的消費，例如林業，能源和淡水供應方面。

每一個行動都需要重大的變革和創新，而且是在較短的時間範圍內實施，涉及社會所有階層，各個領域的廣泛參與者；但是，除非與其他領域一起解決，否則即使在每個單一領域做最大的努力也無法成功的克服「生物多樣性消逝的曲線」。例如，除非採取同樣重大的步驟來提高農業永續生產力和採用更永續的飲食方式，否則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的重大措施無法解決生物多樣性的消逝和糧食安全問題。另一方面，發揮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繫和協調，將所有的行動合併起來反而使每個領域都更容易推動。

實現2050年生物多樣性願景沒有單一理想途徑對所有地區和情況可一體適用，務必因地制宜，有許多替代方法可以反映當地情況和優先事項。例如，重大的保護性措施側重於保護大片土地專門用於自然，可能對陸地物種的生存產生最大影響；如果優先考慮農業和城市環境中的綠色景觀，可能會在某些方面對人類帶來更大的改善和貢獻；國際社會採用足夠靈活的架構，才能適應各種條件和價值，同時認識到不同方法對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社會的影響。

已經有許多成功轉型的初期例子，如果擴大規模、複製和得到整個經濟措施的支持，這些轉變將可望在2050年實現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願景所必需的變革。擴大宣導永續性方法，涉及更深入理解可能影響機構、治理、價值和行為的根本變化的共同因素，對於實現GBO-5所說的過渡至關重要。IPBES全球評估確定了八個優先干預項目，報告的第三部分以44頁篇幅進行了詳細介紹，提出五個相關的平台： 激勵和能力建設、跨部門和轄區的協調、先發制人的行動、適應性決策以及環境法和實施；政府、企業、公民社會和學術界的領導人可能會以此為目標，朝更公正和永續的世界轉變；尋找能夠解決所有不同立場價值觀的方案難度極高，但潛在的回報卻也是極可觀的。當各國評估如何從COVID-19大流行中恢復的同時，對實現2050年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願景，反而是呈現變革性的獨特機會。相關行動將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降低未來大流行的風險，並為人們帶來多種額外好處。這是刻不容緩的挑戰，逐一實現就能確保我們的社會和地球擁有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