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展現如何使用大小依存法，來確定勞動監管的均衡和福利效應。此研究框架將一些規定納入Lucas(1978)的模型中，並將其應用於法國，因法國將許多勞動法，開始對50名或更多僱員的公司產生約束力。在1995-2007年間，使用人口日期在結構上估計我們研究模型的關鍵參數，以建立反事實大小、生產力和福利分佈。我們研究發現，這些規定的費用相當於對勞動力2.3%變量稅。在法國的部分實際工資不彈性的基準線情況下，規定的福利成本是GDP的3.4% (如果實際工資是完全向下彈性，則會下降到1.3%)。由規定觀察，主要失敗者是工人，較小程度上是大公司，主要的贏家是小公司。
最近的文獻記載，將資源分配給生產率較低的企業，會影響總體生產力。這些扭曲意味著有效率的企業產出過少，且僱用太少的工人(Restuccia和Rogerson，2008)。Hsieh和Klenow (2009)認為，在美國、中國和印度，這種錯誤分配占總生產率差異的很大比例。然而，扭曲的原因在這些方法中仍然是一個黑盒子。在本研究中，專注於了解一個特定扭曲，對法國企業規模分佈的影響：當企業達到50個工人時，增加勞動力成本的規定。企業大小的規模與類型在世界各地引起許多的討論。例如，根據美國負擔得起的醫療保險法，對於僱員超過50人，不為其僱員提供醫療保險的公司，將受到處罰。因此，批評者聲稱，這將減少高效企業成長的激勵，而支持者對任何此類效應的嚴重程度持懷疑態度。
資源配置不當落後於總生產率差距的想法是有吸引力，在了解美國和歐洲之間經濟績效的一些差異。根據歐洲委員會1996年資料，歐盟的平均生產單位比美國少23%，與上述一致，法國與美國相比，相對大型公司比例較低。特別是在法國，低於50個工人的企業數量有大幅增長，但在美國就沒有此現象。與擁有49名員工的公司相比，擁有50名員工的公司數量急劇下降。
當企業僱用50名或更多的工人時，在法國的負擔大大增加。如下詳細解釋，50名或更多工人的公司必須創建一個工作委員會，建立一個健康和安全委員會，向勞動部報告所有僱員的詳細信息，任命工會代表等。根據這些法律，企業規模、企業生產力和總體福利的影響是什麼？直覺上，一些生產力較強的公司，如果沒有監管就會更大，選擇保持低於法律門檻，以避免這些成本。此外，較高的勞動力成本使企業高於閾值，小於在不受管制的經濟中。在本研究中，展示如何利用兩組企業規模分佈的變化，來推斷這些法規的福利和就業成本的水平和分布。
依據勞動法對失業和生產率的重要性，已進行廣泛討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和其他機構，根據對法律和專家調查的詳細分析，制定了許多條例的重要性指數。然而，很難看到這些是如何被嚴格量化，因為加起來的監管規定有很大的任意成分。此論文的貢獻是量化一個規定的稅收等價物的方法，雖然是在一個特定模型的背景下。此計算極為透明且經濟上是直觀，可應用於許多其他方面。
我們首先根據Lucas(1978)的觀察，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從經濟範圍內觀察到的資源分配，結果是對不同能力的管理者分配生產的因素，從而使產出最大化。考慮到管理時間或注意力的限制，較好的管理人員被分配管理更多的工人，這導致操作規模效應，由此人才差異被所分配的資源放大。我們展現在Lucas (1978)的模型中，可變和固定成本成分的大小，依賴勞動力稅的四個主要影響：(1)由於對工人的需求減少，也就是平衡工資下降 (即一些稅收的發生率落在工人身上)；(2)由於對工資的一般均衡效應，所有企業的公司規模低於監管閾值；(3)企業規模減少到企業的監管閾值，如此將沒有足夠的生產力來證明承擔新的監管成本；(4)根據經驗如果企業的可變成本部分佔主導地位，生產力足以招致額外的監管成本，如此企業規模就會成比例的減少。
本研究使用此模型來引導我們對這些監管成本影響的估計，理論告訴我們，由於監管的結果，存在偏離正確公司大小的分佈。也就是說，預期會出現偏離常規的公司規模分佈，因為公司集中在50個工人的門檻以下。然而，考慮到測量誤差因素，觀察到的偏離不僅僅在49個工人，而且還影響具有稍小的尺寸的公司。同樣地，在閾值右邊沒有正好為零，而是一個谷，其中公司數量比我們預期的少得多。我們的研究允許測量誤差，開發一個動態擴展模型與調整成本，來了解一些在監管閾值右側公司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