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2018/08/22/ 瀏覽次數：59

透過農業法案來處理納稅人的錢，在制度上是最佳形式。美國許多農業計畫來自於羅斯福前總統，在1930年代為了解決低迷的農產品價格對農業收入的影響以及乾旱問題，所作的應變措施。1933年的農業調整法為利用聯邦資源，以支持農業價格與收入的先例。1938年的農業法案則為農業補貼支付大量的聯邦資金。
　　
但以研究與創新為中心的願景越來越難達成，20世紀中葉後，美國的公共農業研究支出持續下降。直到2015年，美國的總支出已跌回至1992年的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水準。與此相比，巴西、印度與中國對於農業的公共研發投資則是增加了一倍。若要獲得並維持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必須要靠農業生產力來提高品質與降低成本，而農業生產力主要仰賴農業的研發投資。但美國在私人的農業研發投資上嚴重的落後，投入額越來越少，1980年美國的私人農業研發占全球的33%，到了2011年下滑了近25%。目前中國不論在公共或私人農業研發領域，都超越了美國。

大部分的農業法案僅是將納稅人的錢重新分配給農民、保險業者與企業。與此不同的是，專門用於糧食與農業研發的資金能夠擴大整體農業的規模，其生產率的成長使成本與糧食價格降低，為所有消費者帶來了利益。以經濟學角度來看，投資糧食與農業研發，能夠為經濟效率與收益帶來雙贏的結果。

合理的經濟策略應為減少浪費的農業費用支出，並增加公共農業研發的投資資金。這種調整相當容易，只要將農業從「支出」與「收入轉移」的政策，轉為投資的策略即可達成。例如：作物保險補貼每年至少浪費超過20億美元的社會資源成本，且有超過80%的價格支持計畫是分配給最大企業的前20%，因此重新調整2018年農業法案的支出優先事項，變得更有急迫性，如此才能解決全球新的糧食安全議題，以及提升未來十年美國的競爭力。